■“两次国际会议，一个中国方案”■
1954年2月，中国政府收到了一份邀请。在亚洲，在印度支那战火有愈演愈烈的迹象，而朝鲜半岛停战后依旧问题不断的情况下，美、苏、英、法四国准备于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由于很难回避中国在解决这两大问题上的作用，自然需要中国参加。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新中国与国际社会隔绝的美国，一开始并不同意中国参会，但在其余三国的坚持下企图落空，只能无可奈何地单方宣布：虽然美国参加有“共产党中国”出席的会议，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
中国政府接到邀请后，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登上极其复杂的多边外交舞台。
会议从4月26日开到7月21日，中间休会一段时间。参会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讨论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时，表示日内瓦会议是一种“拖延性行动”，透露出没有诚意解决和平问题的心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则明确本次会议的工作“目标图”，即“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斡旋，协调各方，使这次会议最终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还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持续了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尽管在实质上成果有限，但是由于中国的努力，整体来说，取得了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突破性成果。
回国后，周恩来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谈了自己的认识：“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后，对新中国的国际战略作出了新的估计：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邀请在场的各国记者，一起欣赏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发给各国记者的请柬上，周恩来只写了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观影后，一位美国记者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现在不要战争，要工业化。
1954年6月，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空隙，访问了印度首都新德里。早在1953年12月，周恩来在谈判中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五项原则的措辞后来稍有改变。在1954年的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1954年10月12日的中苏联合宣言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此次访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进了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印联合声明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双边外交，也适用于处理一般国际关系。几天后，周恩来访问缅甸。中缅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如果说1954年的内日瓦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首秀”，那么，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山城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新中国则因第一次扮演大型国际会议的“主角”，而受到世界的瞩目和尊重。
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29个亚洲和非洲国家联合举行的国际会议。与会国家的人口数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
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出席。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方针是：争取扩大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
不少西方国家对亚非会议并不看好，甚至抱有敌视，说亚非会议“算不得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渲染参加国间的分歧，预测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美国媒体甚至发表了所谓“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的评论，意在离间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
会议召开后，气氛确实有些紧张。当时担任大会主席的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担心，因东西方矛盾的爆发，“会议就可能成为冲突的冷战场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另外作一个补充发言。
正是在这个补充发言中，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新中国的坦诚和友谊赢得了与会者的理解和尊重。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新闻报道中写道：“周恩来是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他的发言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菲律宾外长罗摩洛则说：“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的时候的朋友。”
1955年亚非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蓝本的处理各国关系的十项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明确为新中国为世界冷战格局中的国际社会实现和平提供的中国方案。
据统计，到1976年，有90多个国家在同中国共同发表的文件中，都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后来还被应用于一个又一个的中外条约，事实上已经成为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会后不久，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会见时表示：“中国是作为一个亚非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以这种身份中国也尽了一份力量。”毛泽东还不无幽默地说：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他们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是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
新中国成立时奉行倒向苏联一边的政策，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曾出现第一次建交高潮。亚非会议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建交，迎来第二次建交高潮。这次建交高潮，使新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开拓出新的国际空间，朋友圈越来越大。
“两个国际会议，一个中国方案”，成为新中国打破美国封锁包围网的最好注脚。
■“中国是不能被忽视的”■
195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功勋卓著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卸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副司令。退休后的他在思考国际问题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讨论世界问题和世界和平的时候，中国是不能被忽视的。”
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蒙哥马利元帅曾两度访问中国，毛泽东分别在上海和武汉同他深谈4次，一共谈了9个半小时。
1961年10月，刚刚在9月结束第二次访华之旅的蒙哥马利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下了访华感悟：
这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他们聪明而苦干，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西方世界最好还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维持友好关系；这个国家需要以平等相待；它在一定时期内将成为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强国。一个伟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正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