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1901~1972），字仲弘，原名陈世俊。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5岁读私塾，9岁上小学。1916年考入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结识周恩来、蔡和森、李富春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因参与组织留法学生爱国运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校园，于10月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秋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到重庆，任《新蜀报》文艺副刊主笔。10月赴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11月经颜昌颐等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担任中法大学中共支部书记。1924年加入茅盾等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并当选中法大学学生会主席。1925年任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并经组织批准参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1926年3月“大沽口事件”发生后，参与组织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和示威游行，在“三一八”惨案中幸免于难。8月受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委派，回四川从事兵运工作，结识朱德。
1927年春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8月初南昌起义爆发后转赴江西，7日在抚州(今临川)赶上南下的起义军，被任命为第11军第25师第73团政治指导员。进入广东后，奉命留守三河坝，归朱德指挥。在起义军主力于潮(安)汕(头)地区失败、起义领导人分散撤离、部队处于混乱状态的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协助朱德重新编组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地区，同时对部队进行思想和组织纪律整顿，开展群众工作，支持农民运动，建立统战关系，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基层政治工作，使部队得到休整和稳定，保存了革命的力量。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3月兼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湘南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深入各乡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4月同朱德率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在宁冈县砻市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先后任第12师师长、红4军军委书记、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7月受湖南省委指示，率第28、第29两个主力团前往湘南。后在国民党军围攻下遭受损失，撤回井冈山。
1929年1月起随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任第1纵队党代表。6月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前委书记，主持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前委书记。8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向中央提交《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文件，对红4军的发展历史、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等作了详实介绍，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受到中央重视。被指定参加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三人委员会”，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中央通过后，带回红4军向前委传达，同时请回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12月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起任红6军（后改为红3军）政治委员、红22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等职，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建设和反“围剿”斗争。因功绩卓著，曾两次获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发的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因腿伤未愈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在国民党军对苏区红军和群众疯狂屠杀、严密清剿和内部出现叛徒的艰难形势下，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领导红军和游击队突出重围，实现由集中作战到分散游击的转变。此后，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军进行频繁“清剿”和严密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率部风餐露宿，昼伏夜行，依靠赣粤边人民群众，坚持武装与非武装斗争、合法与非合法斗争、秘密斗争与游击战争相结合，同敌人周旋于各游击区。1936年冬，在梅岭被国民党军围困20余日，写下《梅岭三章》的绝笔，表示为革命牺牲的信念。到1937年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来临，领导赣粤边军民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南方的革命火种和一批战斗骨干。
1937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后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湘赣边区省委书记谭余保不明情况，险些将其错杀。新四军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1支队支队长。1938年5月在南陵召开第1支队干部会议，确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随后率部挺进江南敌后，与第2支队协力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先后进行新丰、新塘、句容、珥陵等战斗。1939年起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南京、上海之间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军，先后取得东湾、延陵等战斗的胜利。6月以主力一部攻占浒墅关，截断京沪铁路（南京─上海），火烧虹桥机场，轰动上海，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11月第1、第2支队合并为江南指挥部，任指挥。1940年7月率江南主力挺进苏北，成立苏北指挥部并任指挥。遵照中共中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制订并贯彻了灭敌、反韩(反共顽固派韩德勤)、联李(地方实力派李明扬等)的策略方针。10月与粟裕等指挥黄桥战役，歼灭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主力1万余人，扫除苏北抗战障碍，在盐城与南下八路军会师，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同月，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呈送《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得到中央肯定并转发全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奉命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代理军长，同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将华中9万兵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实现了新四军在组织和指挥上的统一。先后发表《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总结经验教训，领导部队整训，推动部队以加强党的领导为中心环节的全面建设。2月组织指挥讨逆战役，歼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军李长江部5000余人。7月领导盐阜区反“扫荡”，组织指挥苏中、苏北部队突袭敌后方，一个月内作战135次，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敌人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机关的计划。10月成功地组织指挥陈道口战役，进一步沟通了盐阜、淮海和皖东北根据地的联系。1942年春刘少奇返延安后，代理军委分会书记，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指挥各部挫败日伪军的“扫荡”、“清乡”，采取统一战线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克服了困难，壮大了部队，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在军委分会会议上，遭受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的错误批判，此即“黄花塘事件”。11月奉毛泽东指示启程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4年3月到延安后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春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10月到达临沂，指挥所部发起津浦路阻击战，阻止国民党军北上抢夺胜利果实。至1946年1月上旬，共歼国民党军2.8万人，受降日军4000人，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1946年6月指挥进行自卫反击战，歼灭山东境内铁路沿线残存伪军3万余人，先后解放德州、泰安、枣庄、周村、张店、胶县、高密、即墨等城镇，使山东解放区迅速扩大。7月起统率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部队，抗击50万国民党军对华东解放区的大举进攻。1947年1月起任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组建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一起先后组织实施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夺取了华东战场的主动权。当国民党军集中主力重点进攻山东时，又组织指挥了泰蒙、孟良崮等战役，歼敌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等部。他从坚持长期战争着眼，提出“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以战养战”、“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等方针，在部队中大力开展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推广评定战术、“溶化俘虏和诉苦教育运动”，使华东部队的实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同年6月底，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转入战略进攻的部署，实行分兵作战。8月率野战军主力一部转战鲁西南，9月取得沙土集战役的胜利，扭转了鲁西南作战的局面。随即挺进豫皖苏地区，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配合，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1月赴陕北参加中央会议，途中应邀在晋察冀、晋绥等地作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华东野战军一年多来的作战经验。其中介绍运动战战术和改造俘虏工作的内容生动活泼，富有创见。
1948年5月，在保留华东军政职务的同时奉命调往中原战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配合南下的刘伯承、邓小平巩固中原解放区，保障中原野战军的后勤供应。11月参与组织指挥淮海战役，为总前委常委。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第三书记，与邓小平等统一指挥渡江作战。在实施上海战役前，为做好接收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于丹阳主持军政干部训练班，提出“军队不入民宅”等入城纪律，作为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5月下旬上海及东南广大地区解放后，兼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组建华东空军、上海防空军。同时，为稳定上海局势、打击不法奸商和流氓势力、恢复工业生产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建设新上海，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上海在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底出席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作关于坚持部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发言。会后，与罗瑞卿、谭政一起主持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954年初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前后，坚持原则立场，揭露饶漱石的分裂活动，维护了中央的团结。9月调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以后兼任外交部部长，以主要精力从事新中国外交工作。坚持独立自主、反帝反霸的方针，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先后同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完成了边界划定，陪同周恩来等多次出访亚非国家，与法国等西方大国建交，发展与日本民间的友好往来，打破了美国的封锁。在1961年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和1965年9月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树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仍继续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到严重迫害，被下放到工厂劳动。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年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为以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年1月6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1月10日，毛泽东出席追悼会，肯定“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陈毅文武兼备、博学多才，著有大量政治、军事论文和诗词，分别被收入《陈毅军事文选》和《陈毅诗词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