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回顾历史，他既具有胸怀天下的政治品格，又有处理家国关系的政治智慧，以及讲情、崇理、尚法的个人素养。面向未来，他的家国情怀闪现着穿越时空的光芒，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更值得每一位有家庭观念和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学习。
三份遗嘱呼喊“救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大会上，用了三个“伟大”来评价孙中山先生，那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孙中山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振兴中华”“天下为公”是他的核心政治理念，也是一生身体力行的原则。同时，他的名言还有“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以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等。
今天我们缅怀孙中山，不仅是因为他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更关键的是，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有着积极的当代价值。
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可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热爱祖国、献身理想的崇高风范，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胸怀，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孙中山是广东人，出生在今天的中山市，但他与上海渊源颇深，前后将近30次来到上海，上海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与宋庆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定居在上海，地点就是现在的香山路故居。
上海还保留了许多与孙中山有关的痕迹。除了香山路故居，还有众所熟知的中山路，还有中山医院……
何为家国情怀？“家”很好理解，一般是指家乡、家庭、家属，“国”特指国家、国民、民族。“家国情怀”是指一个人对待家和国基本的态度、观念、方法和感情，以及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合乎情、理、法的人生态度、理想信念与崇高品格。
孙中山的家国情怀，具体表现为热诚爱国、眷恋家庭、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关爱儿女，珍惜自己的家庭和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并不遗余力地倡导、践行“天下为公”理念。这份胸怀天下、忧国不忘家的家国情怀，在其去世前的三封遗嘱中有所表现：一份叫《国事遗嘱》，谈国家的伟大事业；另一份叫《家事遗嘱》，是给家人的；还有一份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叫《致苏联政府遗书》。
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中，孙中山希望国民党在争取民族独立、民族富强的过程中，能与苏联的同志携手合作。其中有段话非常感人：“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可以说，孙中山用最后一丝力气在反复地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公私分明 艰难筹款送亲人
孙中山的母亲坚强、勤劳、正直、尚义，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性，里里外外支撑着孙家。
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来照顾母亲，便只能将重任托付给他的大哥、檀香山富甲一方的孙眉等人。
事实上，孙中山读到大学毕业、家里造新房等所有家庭开销，都是依靠孙眉；孙中山投身革命，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是这位大哥。
不过，1906年，孙眉因为长期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疏于经营管理，导致原来经营的农牧场破产。到1907年的秋天，孙眉不得不带着老母，还有弟媳卢慕贞和两个孩子回到香港九龙，过起了平民生活。但是，孙眉的妻儿等人还在美国。
1910年4月8日，孙中山母亲病危。孙眉没有多余的钱了，不得不致电弟弟，要求汇款来接济。孙中山知道大哥要求汇款一定是万不得已，便赶紧筹集1000元港币汇去，又按照大哥的嘱托，催促迟疑不决的侄儿带着在美国的家人赶回香港，甚至不惜给予种种许诺，可谓用心良苦。
在信中，孙中山言辞恳切地说：“因为祖母病危，希望你们赶快动身，不要延误，希望在祖母去世之前能够看到你们。千万不要让你的祖母、父亲和叔叔失望。叔叔已经费尽心力筹到五百块钱，你用此款，希望能够赶快从美国搭轮船回来。”
为了进一步打消侄儿的顾虑，孙中山又说：“你的父亲在香港置有田产，生活过得舒适，叔叔不久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购买一栋宽敞舒适的房子，使得你们全家团聚。”他甚至许诺：“倘你抵香港后，叔亦当尽力使汝升学香港大学，续作医药研究，速遵叔命，切切毋违为要。”
孙中山对侄儿的这些话说得很透彻，但仍然不能说服对方。于是，孙中山又给侄儿的妻子写信，要求侄媳妇促使丈夫尽快起程。第二天，孙中山又给侄儿汇了一笔款，并给侄儿写了一封信，希望他收到钱后赶快带着家人回到香港。
但是，侄儿收到钱后，还是以钱款不足为理由，迟迟不予动身。之后，孙中山在信中又一次表达了自己的难处以及对结果的失望，同时说目前没有能力再给他汇300元，或许以后会有办法。
孙中山给侄儿筹到500元已是费劲心力，又说再筹300元一时无望。为什么会如此费口舌呢？原来，孙中山历来公私分明，否则从募集而来的数以万计革命经费中挪用区区几百元钱，并不是什么难事。
1910年7月上旬，孙中山从美国转道日本赴南洋，途经香港时本想登岸看望老母亲。不料，香港当局禁止他登岸。于是，他只得请人把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接到船上相见。
不久，老母亲在香港九龙病逝，享年83岁。此时，孙中山正在赶往南洋的途中，根本不可能再回来。即使回来，也无法登岸。据说，他用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孝子之心，百年不足。乃为国家，天涯海角。生不侍药，死不凭棺。虽非我故，我则何安。”
任人唯贤 坚拒兄长当都督
孙中山胸怀天下、任人唯贤、大公无私。
孙眉是孙中山一生中的关键人物，被誉为反清革命的财政部长、创建民国的幕后英雄。有人甚至说：没有孙眉，就没有孙中山。可见，在孙中山的生活和革命事业中，孙眉的作用、地位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恰恰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极力劝说孙眉放弃谋求广东都督的职位，更显得难能可贵。
早在1911年底，孙中山就劝说孙眉不要从政。1912年1月，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个时候，广东都督陈炯明扬言辞职；广东党政各界各自推荐都督人选，其中推荐孙眉的人最多。
当时，孙眉也准备从澳门到南京去见见弟弟。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对革命的功劳非常大，“做一个广东都督，是绰绰有余”；另外一方面，也出于对家乡安宁和国家大局的考虑，需要征询弟弟的看法。
但那个时候，袁世凯在北京代表北洋政府，孙中山先生代表国民政府，正处于议和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公务非常繁忙，拜访他的人都要等秘书安排。
等见到弟弟的时候，孙眉一肚子的委屈需要诉说。孙中山耐心地听了哥哥的想法，但还是劝他不要干预政事：“你还是不适合从政，你应该做自己的事情。”这话令孙眉非常失望。最后，他只能憋着一肚子的气离开了南京。
孙眉离开南京之后，推荐他当广东都督的函电，仍然不断地出现在孙中山的眼前。孙中山始终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原则。在他看来，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广东的稳定与否关系南北议和的成败，选好广东都督是非常关键的。
后来，孙中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发电报给广东各界团体和报馆，同时也发电报给孙眉。
给广东各界的电报中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督任重，才浅肆应，决非所宜。”
给孙眉的电报中是这样说的：“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
此外，在给其他人的电报中，孙中山同样恳切地表示：“家兄之事，文期期以为不可。”甚至，孙中山还电请大哥不要待在广州。
最后，直到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都始终没有让孙眉进入政坛。
纪律严明 督促侄儿解散部队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的侄儿孙昌回到澳门。先在警察厅工作，后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袁世凯称帝时，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党积极反袁，孙昌响应号召在家乡举兵讨袁。但是，由于孙昌的一些部下背着他胡作非为，引起百姓不满。一些受害人气愤地写信给在上海的孙中山，反映孙昌的部下扰及乡里的不良行为。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下令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这道命令发出前三天，他又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孙昌，要求侄儿遣散所部。
孙中山说：“听说你在家乡举兵讨袁，对家乡有很多的骚扰，以至父老乡亲怨言很多。在袁世凯称帝没死的时候，大家为保护共和成果，都有讨袁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损害父老乡亲的事，还可以原谅。但今天袁世凯这个欺国大盗已经死了，你应该解甲归田，不能继续做有损家乡父老的事，才可表现出你的大公无私，否则就难以避免父老乡亲的责难。希望你看到我这封信后，一定要立即将你的部队全部解散，并且将从各乡征来的枪械器物全部还给原主。”
孙中山考虑得很周到，他继续说：“你解散部队，要给解散费。我今天委托唐少川先生派专人回乡与父老乡亲协商。”
这里，孙中山没有说跟侄儿商量之类的话，而是说由唐少川跟父老乡亲协商。“你必须要听从大家的决定，绝不可找什么理由来拖延拒绝，否则你叔叔只有不顾你的脸面，让乡中父老依法处置你。到那时我担心你就没有容身的地方了。”这句话讲得非常重。
他又说：“你一定要好好思量，谨慎从事，千万不能胡来。请你不要违抗你叔叔的命令。”这话讲得掷地有声，最后落款“孙文亲笔”。
孙昌见过世面、知书懂法，在收到叔叔的信后，深知所言有理，自己部下的所作所为极为不妥，便立即按照要求把部队遣散了。
从孙中山的这封信来看，在攸关家乡和国家的大事上，他一贯是非分明、秉公处理、毫不含糊。即使牵扯到至亲，也没有丝毫袒护之意，真正践行了“天下为公”的理念。
后来，“辫子大帅”张勋又搞复辟。孙中山号召护法，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并将孙昌招致麾下。可见，孙昌还是很有才华的。不幸的是，孙昌有一次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为国捐躯，年仅37岁。
孙昌牺牲之后，孙中山非常哀伤，亲笔书写“为国捐躯”的挽匾悼念，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其安葬在广州黄埔公园里。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