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作出了“美国要跟中国建交”的战略预见。毛泽东指导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坚决斗争，以斗争求缓和；二是以我为主，等待时机。20世纪60年代末期，毛泽东通过乒乓外交破局，推动了中美关系由对抗状态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
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对于当今两国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美国对华采取不承认政策；一年后，双方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进入对抗状态；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共同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对抗”到“正常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22年后取得了对美外交工作的突破性成果。
战略预见：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美两国处于对抗状态，毛泽东却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大格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作出了“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的战略预见。
1955年5月底，在与印尼总理阿米佐约探讨即将到来的中美谈判时，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期间，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在1958年6月16日与二十余位驻外大使会谈时等，毛泽东都表露出尽管美国现阶段“不承认”新中国，但是，“总有一天，美国是要与中国建交”的乐观前景。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指出：“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规划中国发展的开端盛会。报告中关于“中美建立友好关系”的表述，无疑是新中国向世界、向美国发出的明确和平信号。
毛泽东对中美建交的可能性时机，也作过多次预判。以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为例，毛泽东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以苏美建交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17年为参照，提出：“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时间。”以1957年起，经过18年左右，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如此算来，毛泽东对中美建交时间的预判，是基本准确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选择在1950年代中期作出关于“中美建交”的战略预见？
最直接的动因是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启动。1955年春，中美双方都有意向通过谈判，缓解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1955年8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会谈有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实际问题。从8月14日到9月10日，双方达成了遣返平民的协议。9月中旬进入第二项议程后，美国采取纠缠拖延的做法，中国代表提出的禁运问题等议题均被美方拒绝，会谈陷入僵局并一度中断。虽然会谈没有解决中美双方的实质性问题，但是在那个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有助于双方互相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对缓和两国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智者见于未萌。有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渠道的建立，毛泽东并不指望中美之间的对抗能在一夜之间消除，但有理由相信两国对抗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
应对之道 ：一是坚决斗争，二是等待时机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同到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话题自然就引到了中美关系上。毛泽东说：“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第二是不要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以1964年约翰逊当选总统为分界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美国政府意图通过“遏制孤立”政策，颠覆中共政权；后一阶段，美国政府转向“遏制接触”政策，目的是遏制中国“扩张”的同时避免直接军事冲突。毛泽东的应对之道，在前一阶段，侧重坚决斗争，以斗争求缓和；在后一阶段，侧重以我为主，等待时机。
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新中国采取“遏制孤立”政策，政治上不承认，军事上威胁，经济上禁运。面对封锁包围，新中国没有屈服，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上下一心，坚决斗争，上演了一出成功的突围大戏。
对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还千方百计影响其他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举动，毛泽东作出回击，实行“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明：同愿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交往。中国的呼声，得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响应，在较短时间内，有26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了外交承认。新中国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意味着美国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的图谋，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随后，新中国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亚非会议等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朋友圈越来越大。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美军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很快突破“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朝鲜政府紧急请求中国出兵。毛泽东反复权衡，为此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最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毛泽东认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五次大的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战场的僵局，让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两年多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战、止战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尊严，也打出了几十年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美国的“遏制孤立”政策还有经济上的封锁。除了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往来，新中国探索出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经贸活动的渠道。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与锡兰签订以大米换橡胶的政府贸易协定，帮助锡兰度过了橡胶危机。中国和锡兰的经济贸易，开创了中国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贸易的先河，其他亚洲国家也先后同新中国做起了生意。中国与日本的经贸来往则始于民间，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签订了4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利用外交场合，新中国积极推动与西欧国家的经贸关系。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成为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在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带动下，法国、瑞士、联邦德国、挪威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中国同西欧的贸易有了较快增长。对于美国主导的经济封锁，新中国就这样撕开了一道道裂口。
从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再到只执政2年的肯尼迪政府，一直坚持僵硬对华“遏制孤立”的政策走到了尽头。此时，在越南战场，美国介入程度加深。为了避免与中国在越南重演朝鲜战争的一幕，约翰逊政府感到有必要改变自1958年第2次台海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冻结的“隔空对抗”状态，需要对中国执行更灵活的政策。由此，“遏制孤立”政策调整为“遏制接触”政策：在政治遏制的同时，在人员、信息和物资的交流方面放松限制。从1964年起，在有限次数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绝大部分的讨论只不过是双方重申人所共知的立场而已”。美方坚持它有义务援助南越以恢复和平，无意威胁中国，并谋求中国协助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中国的反应则是指责美国侵略，斥责美国行为所造成的威胁，拒绝谈论干涉越南内政的问题，坚持美国应该撤出。在会谈中，中方向美国明确传递“底线”信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扩大战争，中国将奉陪到底。甚至严厉警告：如果美国“将‘中华民国’引入越南从而将中国的内战与它的侵略战争联在一起，那么等待着美国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在两国关系中，越南战争并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要害在于台湾问题。新中国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要求是：废约撤军，即废除1954年12月2日在华盛顿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走驻扎在台湾的全部军事力量。面对中国的正义诉求，美国却一直把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同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国内问题相混淆，要求中国承认美国对台湾有所谓“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此外，美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援和经援，美国政府一直在试图搞乱台海局势。
中国在1964年10月成功爆炸的原子弹，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使中国有底气在谈判桌上更加强硬。在越南战场上，中国给予了北越尽可能多的援助，甚至做好了出兵准备。整个60年代，中国的对美政策都没有表现出多少弹性，美国企图集中讨论其他问题的做法，一概为北京所拒绝。毛泽东的坚定立场是，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获得解决以前，其他问题都不可能出现有意义的对话。新中国并不急于与美国接近，也不急于获得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反华舞台”的联合国代表席位。
破局一招：小球推动大球
1969年，中美接近的时机出现了。“小球推动大球”成为毛泽东在推动中美破冰的时点上，使出的破局一招。
1969年3月，珍宝岛的枪声，触动了毛泽东。6月，毛泽东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四位老帅连续开了6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形成了三份厚厚的书面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对美苏的斗争，要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正急于拉中国，我们可以从战略上利用当前形势，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毛泽东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美国为了化解来自苏联的战略压力，同样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美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过程也是一波三折。1969年12月，在波兰华沙的时装博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外交人员主动找中国外交人员传递美国想要修好的信息。尼克松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中国传递口信：想来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会面。然而，由于美军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拒绝了美国的“示好”。
推动中美破冰的关键支点，竟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赛后到中国访问的愿望。中国外交部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提出拟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建议。对此，毛泽东考虑了三天。最后关头，他由不同意改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国际舆论称这是“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尼克松从这场“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正式向中国方面传递口信，表示准备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认真商谈，并提议由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特使，先期到北京会谈。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飞到了北京，在北京只停留了48个小时。10月20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与中方商讨尼克松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周恩来同他会谈了10次。会谈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两国贸易问题、越南战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美国表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支持“台湾独立”，这意味着美国表态不再执行“两个中国”政策，而中国则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和时间表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允许美国不是一步到位地满足中国提出的条件，而是分阶段地逐步撤出其在台力量，逐步减少其对台影响。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如期访华。在下飞机的一刻，尼克松快步向前，主动伸出手来与周恩来握手。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表示：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当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表示：具体的问题，尼克松可同周恩来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美方明确“一个中国”的原则，并确认了从台湾撤军的最终目标。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尼克松感慨地说：“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稍显遗憾的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在1974年8月被迫辞职，中美建交问题被拖延下来。直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78年12月，中美两国终于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数十年前，毛泽东作出的“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的战略预见，被证实了。此后，围绕美国对台军售问题，1982年8月17日，两国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成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石。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作者简介：李振，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