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亚秀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派出所所长。1949年4月，她受组织委派到公安战线工作，被分配到西单分局第九派出所任所长。
1949年1月21日，在我党我军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北平，这座千年古都终于赢得了和平解放的胜利，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自西直门入城接管了城防，2月3日，人民解放军在前门外大街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北平市民兴高采烈、载歌载舞地聚集在大街两旁，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那天的北平，凯歌高奏、彩旗飘扬，激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地响彻了古城上空。威武的战士、雄壮的队伍、高矗的火炮、隆隆的战车，周围的一切，汇成了一幅胜利的历史画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当时作为华北局城工部的工作人员也一同入城。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胜利是多么地来之不易，有那么多我熟悉的同志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但他们却未能看到胜利的一天。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所在的华北局城工部主要担负领导北平、天津等华北地区大城市的地下对敌斗争工作。平津战役开始后，我们一直在北平郊区执行党中央争取傅系蒋军放下武器、战场起义的特殊任务。为此，我部曾派出大批干部深入虎穴，上至傅作义下到其所属的各个部队，全面开展对敌策反的政治工作，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城工部随解放军进城后，我们的地下斗争任务宣告结束，随之而来的就是接管整个北平的新工作。
接受新任务
1949年4月的一天，北平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他说组织上充分了解我的革命经历，经再三研究，决定派我到北平市公安战线去工作。当时我们刚接管这座大城市，到处都缺干部，让我这样一个没有公安工作经验的女同志去当警察，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到西单分局报到后，被分配到第九派出所任所长。那时候的人们从没有向组织提条件的想法，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没二话。这次也是一样，一次谈话就让我当上了北平市派出所的第一位女所长。接受了新任务，我心里忐忑不安起来。我从 1938 年参加革命，十几年的时间主要是在冀中农村从事妇救会工作，带领当地农村妇女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斗争，站岗放哨、救护伤员、做军鞋军衣支援前线，那时我样样工作跑在前头，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在城工部时主要也是做机关工作，从没有想过进了大城市要干公安工作，面对着我将上任的派出所所长一职，更是感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想到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带领人民流血牺牲打下了江山，我们也一定能够保住人民的胜利果实，就是再苦再难也要去。
做公安工作是党又一次让我走上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只是与过去的情况正好相反，过去是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而现在是我们在明处，敌人被迫转到了暗处。我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期望，一定要克服各种困难，在公安战线上为党作出新的贡献。我一接受任务，组织上就给我配了一把德国造的“二把撸子”手枪，一辆旧自行车，第二天我就走马上任了，那年我还不满25岁。
改造旧警察
我所在的北平市公安局西单分局第九派出所，在西单地区报子街西口的一处平房院落内，它管辖着刑部街、大小沙果胡同、闹市口、卧佛寺街、成方街、兴盛胡同等19条街巷胡同，8000多户人家。派出所当时共有16个人，新派去接管的干部共有4人。除我之外，原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杨宗欣同志任副所长，原天津地下党党员旭坤同志任户籍干事（这是一位工作极为热情，办事能力很强的女同志，一年后，她就被上级调到其他重要岗位工作。当时所里只有我们两位是共产党员）。还有一名当地的三轮车工人姓李，40多岁没家没业，是我们的基层群众骨干。因他熟悉管片情况，就被充实到公安队伍中任民政干事，平时我们就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李。其余12位都是我们留用的解放前的旧警察，其中既有国民党员，如旧警长王振庭，也有许多是混饭吃的“三朝（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解放初期）元老”。对他们的教育改造，成为我们接管工作的重点之一。
当时我党对旧警察采取的是“全部包下来”的政策，对没有公愤、没有民怨、没有血债、表现较好的旧警察继续留用，薪金照发，保证生活。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全体警员开会，在会上我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及中国共产党对接受改编人员的政策；历数了国民党警察局的反动本质和欺压人民的罪行；号召旧警员们积极揭发潜藏的敌特分子，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将功赎罪，改造思想，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我还命令他们不得私藏枪支，将派出所的一切文件、档案、物资、家具等造册登记，不得隐瞒。最后我又强调了几条纪律：（一）不准违抗命令；（二）不准勾结敌特；（三）不准打骂市民；（四）不准赌博宿娼；（五）不准假公济私；（六）不准阳奉阴违；（七）禁止“抓三把”恶习（指到小摊贩那里吃拿卡要，侵害群众利益）。我的讲话对他们触动很大，许多人当场向我表示愿意接受党的改造，愿意服从我们的领导，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从4月份开始，根据市公安局的指示精神，我分五批安排所里的旧警察去分局参加轮训学习。办学习班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学习对其进行审查；二是教育改造他们的旧观念，使他们重新认清形势，认识自己，争取做对新社会有用的人。轮训班一直办到9月份全部结束。经过轮训，我所的旧警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作风上都有了很大进步。
在日常工作中，一些旧警察有畏难情绪，常常抱怨管片的老百姓们不拿正眼看他们，许多工作不好办。我了解情况后，一方面教育这些旧警察要正确对待老百姓的情绪，允许他们有个转变的过程，毕竟自己过去曾是国民党的旧警察，老百姓有看法很正常，今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老百姓会转变态度的；另一方面，我挨门挨户地对一些对旧警察有成见的市民进行宣传工作，告诉他们现在解放了，人人都获得了新生，也要给这些旧警察一次新生的机会。过去他们下来办事是替国民党政权服务，是反动政府的“狗腿子”；现在是给新生的人民政府办事，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同样是当警察，但有本质的区别，大家应该拥护人民政府的法令，支持帮助他们做好管片的治安工作。当然，大家也要监督他们，有缺点有问题可以直接向我反映。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工作，无论是市民还是旧警察，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根本变化，警民关系得到了改善，我们的工作也逐步地走上了正轨。
镇压反革命
新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必须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派出所当时的任务是维护人民政府新颁布的各项法令，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集中力量严厉打击反革命残余势力，具体任务是治安与肃特并重。解放初期的北平，社会环境相当复杂，国民党原北平市党部的许多重要成员、三青团骨干以及军警宪特人员都有计划地潜伏下来，大批反动会道门、官僚资本家、恶霸地主、地痞流氓、土匪惯偷和少数不甘心失败的反动分子、外国间谍组织等旧社会残存的毒瘤和渣滓都潜藏于北平城中，他们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暗中造谣惑众，伺机大搞颠覆破坏活动，制造反革命动乱。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曾发生过多起解放军官兵、军管会干部、进步群众被杀、被殴打的事件。我党对此采取的方针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我们派出所的任务就是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检举，对国民党宪特人员和散兵游勇公开进行自首宽大的登记工作，有区别有重点地开展肃清敌特的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工作，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市抓捕登记归案的敌特分子7800多人，嫌疑分子3300多人，反动党团组织成员3.2万多人。195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们搞了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突击行动，一晚上在本辖区内就抓捕9人，收缴枪械5支。对这些人进行审查，罪大恶极的当即逮捕送往监狱关押；罪行不大，可抓可不抓的敌特分子暂时采取就地管制的措施。当时辖区内有38人，被安排必须定期到派出所汇报思想，揭发检举，接受改造，出门做事都要向我们报告。
取缔“一贯道”
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也是我们的一项重点工作。当时主要打击的是“一贯道”。在解放初期，国民党特务、土匪在各地组织暴乱时，“一贯道”即与国民党特务、土匪勾结呼应，掩护特务入道，暗地里发展组织。“一贯道”最终成为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匪帮所掌握与利用的反革命工具，其首要分子多是汉奸特务、流氓头子、反动地主恶霸之流。他们利用这一组织宣传封建迷信，欺骗残害人民群众，敲诈勒索入会道徒，敛聚财物以供自己挥霍，有不少道首还奸污入道妇女，使不少受骗道徒人死财空。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进行反革命的政治破坏活动，甚至策动胁迫一部分道徒参加武装叛乱。基于“一贯道”的这种反革命性质，人民政府确定了严厉取缔的政策，镇压少数首恶分子，挽救多数受骗道徒。我辖区内一共有大小道坛5个，道首及骨干分子20多人。我们对罪大恶极的道首坚决逮捕法办，对一般道徒主要进行积极的思想教育，劝其退道退教，退还非法财物，就地接受改造。
打击倒卖金银地下黑市
北平解放初期，旧社会残留下来一些专门倒卖黄金的贩子，他们操纵金银黑市很是猖獗（上海称之为“黄牛党”）。在许多重要的大街与繁华地区，一些人公开倒卖金条和银元，其行为直接冲击了我们金融市场的秩序，严重干扰了人民币对金圆券（国民党的货币）的稳定兑换与发行，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危害。我辖区内有一所志成中学，有部分学生的成分及社会背景十分复杂，他们经常在西单附近倒卖黄金银元，我们经过缜密侦察，掌握了确凿证据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带回派出所后，我们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审讯教育，动员他们揭发检举，以此为契机我们又破获了两起倒卖金银条的重大案件，拘捕了四名蓄意破坏我金融秩序的不法之徒，没收了全部赃物，并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了奖励。
维护辖区治安
我们辖区内绝大多数市民生活贫苦，以拉洋车、蹬三轮、扛大个（搬运工）的苦力和打鼓卖唱、卖炭卖水、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居多，还有一些靠“拉皮条”、卖淫贩毒为生的闲杂人员和散兵游勇。人员成分复杂，社会秩序混乱，打架斗殴、酗酒闹事、抢劫偷盗等治安犯罪案件层出不穷。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治安整治工作。如：取缔妓院，惩治老鸨打手，教育动员暗娼从良，帮助她们治疗性病，为她们重新介绍工作；普查辖区内所有性病患者，组织他们到医院免费进行治疗；调查辖区内所有外来人员的情况，完善户籍制度；关闭大烟馆，惩治吸毒贩毒的行为和人员等。因为当时街道一级基层政权组织还未建立，派出所还要承担许多社会工作。如：卫生防疫，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动员群众购买爱国公债，调解民事纠纷，解决邻里矛盾，照顾孤寡老人，救济贫苦市民，乞丐收容遣送等。还有管理改造摊贩，教育他们守法经营，照章纳税。给没有生活来源的贫苦市民介绍工作等。经过我们全面的整顿治理，辖区内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秩序有了明显好转。一些市民见到我们时，不但异口同声地称赞派出所的干警们，还主动帮助我们开展工作。
保卫开国大典
我担任派出所所长半年后，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为了迎接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派出所全体人员紧急动员起来，加强了政治学习，统一了认识，大家一致表示要集中全部精力，为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做好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从8月份开始，我就组织警员们分片包干，把辖区内每家每户的情况摸准摸透。开国大典前五天，所有警员在会上像活字典一样背出自己管片内各户人员的身份、职业、政治面貌、平时表现等等，就像是一次业务考核。情况模糊不准确的再去调查，直至做到心中有数，弄准查清为止。警员们两人一班，日夜在大街小巷巡逻，像过梳子一样一遍又一遍地调查了解情况，决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我们还培养动员了一些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的基层群众为治保积极分子，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开国大典重要意义的宣传活动，安排他们在大街小巷站岗放哨，监视嫌疑对象。当时人民群众真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对我们安排的工作，群众都是满怀热情、自觉自愿地去完成。在那些日子里，对于辖区内已登记在册的管制对象，每天都集中他们到派出所进行学习教育。10月1日这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将他们全部集中在派出所内收听广播。经过全所警员和辖区内群众治保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确保了我辖区未发生任何治安问题，为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作出了我们的贡献。
女所长的艰辛和荣誉
我当派出所所长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一点的两岁就送托儿所，小的才四个月，没办法只得抱着还在吃奶的孩子去上班。我爱人进城后在市军管会工作，上班也很忙，家里的事全推给了我。派出所的工作忙起来根本顾不上照看孩子，只能靠其他同事抽空帮忙照看。我经常因为出去工作，耽误了哺乳的时间，孩子饿得又哭又叫，等我回来后孩子的嗓子都哭哑了。有一次我出去巡查，回到所里看见孩子正在发高烧，怎么叫都叫不醒，急得我赶紧跑到成方街的一个中药铺买了两瓶“回生急救散”给孩子灌了下去，好大一会儿才见孩子缓过劲大哭起来。遇到这样的困难，有时我也又气又急，暗暗地掉过眼泪。但不管怎样艰辛，我也咬牙坚持着，从没有因家务事而耽误了工作。后来所里的同志为我找了一户无儿无女的老夫妇，答应帮助我带孩子，才救了我的急。现在想来，作为女同志，特别是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当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可真是不容易。
由于我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组织上给予了我许多荣誉和表彰。也许是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只有我一个女所长的缘故吧，市妇联的领导总把我当作妇女参政的典型加以宣传，经常邀请我出席妇联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
1949 年，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有38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出席了大会。北京市妇联推荐我为列席代表也参加了此次大会。在会上我亲耳聆听了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大姐的讲话，见到她们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听了她们在会上的发言，特别是对妇女今后在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努力发挥作用的亲切勉励，心情非常激动，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为党争光，为妇女争光。3月8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在会议发放的宣传材料上，把我誉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派出所所长”介绍给外国朋友，一时引来不少人与我合影留念，着实让我既“风光”又紧张了一回。
我在派出所所长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在这四年里，我按照党的教导，上级的指示，勤勤恳恳，廉洁奉公，从未办过一件冤假错案，也从未因工作失误给党和人民造成过任何损失，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一名公安干警艰苦朴素、勤政为民的好作风、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