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植霖曾任绥远省（旧省区名，今已撤销）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顾问，甘肃省政协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全面抗战爆发后，杨植霖挺身而出，毅然走上武装抗日的道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组织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仅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输送了力量，并在创建、巩固和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卓越的贡献，被群众亲切地誉为“青山骄子”。
在党的领导下组建抗日武装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沿平绥铁路长驱直入，绥远危在旦夕。杨植霖奋起武装抗日，但先后3次都因经验不足而失败。杨植霖并不气馁，认真总结教训。听说八路军已经到了晋西北，于是立即前往八路军一二跂师，向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汇报了绥远地区的抗日斗争情况，并认真学习游击战斗经验。1938年五六月间，杨植霖奉命回到归绥（今呼和浩特），第4次组织起抗日武装。
杨植霖听说兵州亥村大地主张有聚因为拒绝向日伪军交钱、交粮，日伪军不但洗劫了他的家，还奸污了他的女儿和儿媳，于是主动登门向张有聚提出组织抗日武装，还提出，要打日本，就要组织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按照共产党军队的纪律、规章来训练队伍。张有聚欣然应允。两天后，他们组织起一支40多人的“抗日团”，由张有聚担任团长，杨植霖担任参谋长兼八路军总联络员，
“抗日团”组建后，部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马匹、枪支也配备齐全。杨植霖带领部队向着大青山进发，来到武川县的井儿沟，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
当时，归绥旧城北归武公路进出口由坝口子伪警察所把守。这些伪警察任意欺压百姓，民愤极大。为了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杨植霖派人扮成农民，以送礼的名义进入伪警察所侦察，摸清了敌情。第二天夜里，杨植霖和张有聚带着40多名战士策马来到坝口子，包围了警察所。他安排一个班在山上掩护，干掉敌哨兵后，冲进院内。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有几个稍事抵抗，就被战士们撂倒，包括伪警长在内的敌人全被活捉。等敌人援军赶到时，杨植霖和张有聚早已率战士们带着缴获的武器弹药扬长而去。
归绥城东南约20公里处有个黑炭板村，村里的伪保甲团阻挠八路军进村活动，并经常欺压百姓。1938年8月的一天傍晚，杨植霖带着30多名战士，于夜间摸入村里，活捉了伪甲长。抗日团集合村民，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并对俘虏进行了教育。俘虏当即保证今后不再与八路军作对，坚决支援抗战，并写了保证书。
杨植霖还领导“抗日团”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多次主动出击，打击日伪，惩办汉奸，并在战斗中逐步发展壮大，开辟了西起白石头沟，东至旗下营，北起武川，南至凉城的广阔游击战场。到9月，“抗日团”已经发展为200多人的骑、步兵队伍，成为绥远敌占区一支颇有实力的抗日武装。
率部加入八路军大青山支队
1938年9月，李井泉率领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主力进至武川县。当时，杨植霖率“抗日团”部队进驻武川马场梁。第二天，一位战士抓到一名声言要见杨植霖的“探子”。杨植霖觉得蹊跷，立即会见。只见“探子”把衣服底襟撕开，抽出一小卷麻纸，交给杨植霖说：“这是李井泉同志给你的信。”原来这位“探子”是一二跂师三五八旅民运部的黄副科长。他告诉杨植霖，八路军支队已经上了大青山，一个连在30多公里外的面铺窑子村暂住。
杨植霖听到这一喜讯，马上集合部队，向面铺窑子村进发。“抗日团”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胜利会师了。
第二天，在面铺窑子村北面的五塔背村，杨植霖第一次见到了日思夜盼的李井泉。他们亲密地像老友重逢似的握手拥抱，互相祝贺。李井泉向杨植霖传达了上级的部署，并向杨植霖介绍了团长王尚荣、营长陈刚、动委会主任武新宇等。杨植霖则向李井泉汇报了“抗日团”的情况。李井泉听后高兴地说：“大青山虽然艰苦，有你们的斗争经验和各族人民的支持，建设游击根据地是没问题的。”
会师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和“抗日团”来到根据地中心井儿沟。经过一个月的整训，“抗日团”改编为八路军“绥蒙游击大队”。这支部队有指战员180多人，分3个连、1个警卫排和通讯排，由杨植霖任政委，张有聚任大队长、老红军李洪运任副大队长。大青山支队还给绥蒙游击大队补充了枪支弹药，使全体指战员斗志倍增。对此，杨植霖随即赋诗一首，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
一介书生去领兵，常因败绩恨无成；蒙蒙细雨传真讯，百里真如百步程。
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贡献力量
由于杨植霖熟悉当地情况并与当地各族群众关系密切，1940年3月，中共绥蒙区委任命他为地方抗日游击政权绥西专员公署专员，后又兼任绥东专员公署专员。杨植霖在八路军绥蒙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发动群众，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为八路军筹集军需物资，扩充兵力，支援抗日游击战争。
根据1940年5月贺龙、关向应关于在绥远敌占区建立省级抗日民主政府的指示，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当年8月，绥察人民代表会议在武川县小西梁村召开了。来自大青山地区各县区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族各界代表共200多人参加会议，共商团结抗日的大政方针和建立绥察游击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大事，史称“西梁会议”。
会议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决定为保持与国民党傅作义的统一战线关系起见，暂成立“晋绥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简称“绥察行署办事处”。会议推选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兼任办事处主任，杨植霖任专职副主任；批准成立绥西、绥中、绥南三个专员公署，成立萨拉齐、固阳、武归、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丰集、丰凉9个抗日民主县政府以及30多个区政府。
1941年4月15日，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绥察行署办事处”改为“绥察行政公署”，杨植霖任主任，苏谦益任副主任，这是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以来，绥蒙地区第一个省级抗日民主政府。
杨植霖特别重视行署的法制建设，绥察行署在杨植霖的主持下，制定了《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于1941年10月1日公布实施。纲领明确了绥察地区抗日政权的性质、任务、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政策。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明确了政权的任务：“亲密团结绥蒙境内抗日的各党各派各民族各社会阶层，消除民族隔阂，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绥察，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战。”还规定了摧毁日伪政权，建立民主政权；各民族一律平等，争取王公抗日；扩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争取伪军，优待俘虏；合理负担，发展生产；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属；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保障妇女平等权利；提倡国民教育，反对奴化教育；实行廉洁政治；保护尊重中国主权和法令的外籍人士等各项政策。
到1942年，在政权、民政、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制定和颁布了50多项法令、条例等，对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包头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台侨联络外事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