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步伐，人民政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回眸70年，不由得想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致公党肝胆相照、真诚合作、共商建国大计那段峥嵘岁月，那份深厚情谊。
投身新政协的侨党
中国致公党的历史，是华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党的基础就是华侨华人组织金山致公堂。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参加洪门组织之后，便对金山致公堂进行改组，刊布《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使洪门人士、华侨华人有长足之进步，致公堂组织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并为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孙中山曾称“华侨乃革命之母”。
19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由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改堂为党”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之后发布各项“训令”，重新登记党员，重新组织、颁布致公党各地组织机构名单，修订党章及制订党团暂行章程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致公党全党投入“勉励侨胞，捐资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以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用生命与热血发出气贯长虹的民族吼声。各地致公党分部、支部，广大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华侨华人积极响应，踊跃捐助，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利用各种公开合法渠道，不失时机地向党外人士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战民主事业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实现了中共“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进而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
1946年7月，中共中央派方方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华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在香港，正当民盟、民进、民促、民联、九三等民主党派处于危难之际，中共向它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一方面，中共发表评论，强烈谴责国民党在各大城市迫害民主人士的法西斯暴行。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委托南方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帮助民主党派领导人分析形势，提高认识，鼓励他们继续斗争。
从1943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在与陈其尤等人的多次交谈中指出：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华侨爱国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中国致公党应该利用海外的关系和力量在华侨中间多做些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饱受蒋介石独裁专制政策和特务统治折磨的陈其尤，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与中共党员的长期接触中，对抗战胜利后，致公党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和如何改组、发展等问题,开始进行认真的思考。
南方局香港分局设立后，他们继续指导包括中国致公党在内的民革、台盟等民主党派的组建和改建工作。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1949年中国致公党以新的面貌投向新中国。历史的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主党派的发展，就没有今天多党合作的良好格局。
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宣言》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宣言，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动员令，“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得到各界的支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爱国进步人士、海外华侨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的第二天，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聚集在李济深（时任中国致公党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家讨论座谈，致公党副主席陈其尤也参加了会议，而且门口的警卫都是陈其尤的手下。会上，陈其尤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5日，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与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及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联合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部还函电美洲、南洋各地致公党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得到了普遍良好的反映。海外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华侨一致希望能“建立真正属于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
为了表达海外侨胞诉求，致公党中央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明确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宣言还回顾了广大海外华侨对屡次革命的贡献，强调：“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在明天新中国的建设中，也少不了他们。致公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完全同意中共这次号召。”宣言号召华侨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项政策”。
中国致公党发表的宣言，表明了中国致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由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合作变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由信奉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承认新民主主义为建设新中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从一个为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政党。从此，中国致公党真正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坚定的成员。
8月1日，毛泽东复电：对“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就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进行协商的时机、地点征求大家意见。
最早响应新政协的陈其尤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中国致公党中央选派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出席新政协筹备会。
陈其尤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旧民主主义时期，他投身反清革命，在辛亥革命中积极有为，是一位热血青年。陈其尤从蒋介石的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后，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对蒋介石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面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他心情沉重。就在他处于黑暗中不知方向时，遇到了同乡好友、时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的黄鼎臣。从此，他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许多进步民主人士。当时的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徐迈进经常与陈其尤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回答陈其尤提出的一些疑难问题。
1941年在重庆期间,陈其尤广泛接触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逐渐倾向革命。尤为可贵的是陈其尤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1946年陈其尤回到香港，在中共南方局方方、连贯等领导下，与黄鼎臣、陈演生等一起勇敢地承担了重建中国致公党的历史重任……
与陈其尤同乡的黄鼎臣是一位立志以医学救国的热血青年，1927年任广东留日学生同乡会总干事，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位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坚强战士。他为中国的前途、为民族解放运动奔走呼号，殚精竭虑。
在中国致公党的历史上，黄鼎臣做出的最大贡献是，通过他与当时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同乡兼好友的身份，于1947年帮助恢复重建中国致公党，使其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对促成改组重建后的中国致公党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4年抗战胜利曙光初现之际，中共南方局通过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致公党应尽快恢复起来并多做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历经沧桑的陈其尤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致公党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以及如何改组和发展等重大使命，开始了认真的思考和积极的准备筹划。
1946年初，陈其尤找到机会，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控制，由重庆到达香港，与坚持在港工作的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汇合，并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开展工作。
1946年4月下旬，黄鼎臣应陈其尤的邀请，到香港出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在会上黄鼎臣强调：“中国致公党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爱国华侨政党，应该充分发挥华侨政党的作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声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他的发言得到了中央干事会成员的一致赞同。会后，黄鼎臣经陈其尤介绍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同年参加的还有伍觉天，共同帮助改组中国致公党。
1947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规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
1948年11月，陈其尤与郭沫若、沙千里、宦乡、曹孟君、许广平、冯裕芳等20多人，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秘密离开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作为中国致公党的首席代表，陈其尤等还分别参加了政协组织大纲等的起草，以及新中国国旗、国徽、国都和纪年方案的审查等工作，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了贡献……
新政协上的第一件党派提案
新政协筹备会在常委会领导下成立六个小组，分别进行以下工作：第一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第二组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组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致公党代表陈其尤参加筹备会第一组和第四组工作，黄鼎臣参加第三和第五组工作，雷荣珂参加第二组工作。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此次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3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政协领导机构，制订了国旗，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会议产生了198名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界别的陈其尤当选常委、陈演生为委员。
这次会议让致公党的代表们振奋不已，致公党首席代表陈其尤在大会上发言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实在是适合今天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又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空前的创举。”“我们的国家应当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这是使我们全国人民真正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的保证”。“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
在这一届全体会议期间，中国致公党提交了一件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近来，国外各地政府排华，华侨生命财产和自由备受蹂躏，拟请大会提出严正护侨声明，并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据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主席团常委会关于代表提案审查报告说：“政协第一届会议共收到提案14件，除第4案业已解决外，剩余13件分3类，其中中国致公党提案列第三类第十案。第三类提案共10案，均系有关经济建设、侨民福利、人民教育、国民卫生等事项，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请中央人民政府转交有关机关采择施行。”这是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唯一以党派名义提出的提案，也是人民政协历史上第一件以党派（中国致公党）名义提出的提案。
这件提案总共不满60个字，在今天看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年确是具有多重意义。
当时，国际上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极具敌意，而中国周边一些传统的华侨聚居国家对各国境内的华侨或疑虑、或忧心、或戒备，甚至把侨居在那里的华侨诬为“第五纵队”，不仅华侨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而且生命和生存权利也受到直接威胁。因此，中国致公党的这件提案透示了难能可贵的重要信息：一是鲜明地表达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对海外华侨正当权益、生命财产的关切和重视，二是体现了致公党按照“三大”通过的政纲中“保护侨胞权益”的要求，作为他们利益代表的政治参与功能和责任。
（本文作者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和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理论与学习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