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全面抗战已经持续近一年半时间。此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方面，欧洲形势日益紧张，终在9月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国内方面，日军已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下开始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则不断发展壮大。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始终站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的斗争，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给予坚决反击，同时带领广大根据地军民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敌后战场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为全民族抗战的反攻和胜利创造了条件。
（一）
1939年初，抗战局势逐步明朗，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却更加严峻复杂。
随着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士气不断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经济、财政日益陷入困境。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对日军日益构成严重的威胁。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开始转变侵华策略。在军事上，日军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公开投敌，正是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营垒的严重动摇和分裂。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
虽然日本的侵略损害了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但是，英美等国疲于应对德意在欧洲的挑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此时并不想跟日本真正决裂。在东方战场上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同日本妥协。因此，英美等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采取绥靖主义的政策，中国时刻有陷入“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危险。
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以及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蒋介石在内部的讲话中却表示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会议还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这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1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重申关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指出在日本侵略者阴谋分化中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形势的变化已经开始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的局面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智慧。鉴于1939年后国民党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的加强，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
（二）
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因此，1939年党的重要任务是针对蒋介石集团限共、反共阴谋活动，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大局出发，有步骤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的斗争。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集团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制造各种反共摩擦事件和惨案，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换取日本的让步，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摩擦事件150多起；在华北，先后制造“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在华中，先后制造“平江惨案”“新集惨案”“确山惨案”。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战士、革命群众被捕杀，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制造摩擦、存在投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军事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采取革命的两方面政策。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此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退步行径，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要求各地对摩擦事件决不能“逆来顺受”，否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今后摩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摩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统一战线与摩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山东纵队在中央指示下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打退了其多次进攻。
到1939年6月，蒋介石集团分裂活动日趋猖獗。针对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在6月初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中旬又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
6月30日，毛泽东又公开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深刻揭露了日本诱降、英美劝降、国民党反共投降的种种阴谋，提醒全体国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
7月7日，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中国抗战形势中两种最大的危险是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对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摩擦行径进行深刻揭露；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三大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正式形成。
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并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深入地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在政治上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国民党中的投降派和顽固派，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图谋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三）
前期的反共摩擦被中国共产党予以坚决回击后，国民党顽固派并不甘心。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山西、河北两省的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陕甘宁边区，国民政府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指挥陇东三区专署和保安队会同国民党驻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2月10日，国民党第97师1个团联合宁县的保安队袭击宁县八路军并占领宁县，14日向镇原进攻。同日，八路军第385旅驻西峰办事处遭到袭击。八路军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对顽军予以了坚决的反击，第120师第359旅奉令回师边区，会同萧劲光留守兵团，给顽军以有力的回击。
在山西，企图对日妥协的军阀阎锡山，把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视为极大障碍。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晋西事件”，他借口“反攻”，污蔑新军叛变，下令讨伐，并命令山西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坚决自卫反击，打退了阎锡山的军事进攻，并从大局出发，加强统战工作，粉碎了其阴谋。晋西北和晋东南成为新军和八路军活动的区域。
在太行山地区，1939年12月初，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率部进攻冀西，包围压迫八路军第129师青年纵队和冀西游击队，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摩擦。12月下旬，国民党侯如墉部、乔明礼部进攻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八路军被迫自卫还击。
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坚决反击，对于揭露顽固派投降反共阴谋，阻止投降派公开投敌，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让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信，只有进行坚定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的好转。
（四）
日军改变侵华方针后，将军事作战的重点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坚持敌后持久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并于1939年迅速实施。
华北地区是日军进攻的重点。1939年初，日军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囚笼政策”，不时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根据中央部署，华北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斗争。1月至3月间，第129师主力赶赴冀南，与日军展开殊死斗争，共作战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冀南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3月，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经过英勇奋战，扩大了鲁南抗日根据地，并创建、巩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
进入夏季后，日军逐步把“扫荡”重点转向华北。八路军第120师主力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到7月，共作战160余次，歼敌4900余人，胜利完成了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9月，晋察冀部队配合途经晋东北的第120师主力联合作战，歼灭了由灵寿出发袭击抗日根据地重镇陈庄的日、伪军1100余人，取得陈庄歼灭战的胜利。10月至12月，粉碎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110师团等共2万余人对北岳区的冬季大“扫荡”。八路军采用灵活转移、伏击奇袭等方法，挫败了日寇寻歼我军主力的阴谋，前后作战108次，共歼敌3600余人，击毙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这是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
经过多次的反复斗争，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完成了“巩固华北”战略任务，为坚持长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华中地区，为了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发动中原地区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2月23日，中央又委托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他根据敌占东南地区的情况，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遵照这一方针，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开拓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第一、二支队北上扬中地区，东进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开辟了苏常太和江锡虞根据地。第四支队东进皖东，开辟了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并扩建了第五支队，开辟了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游击队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并改称第六支队。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三支队与对皖南地区进行“扫荡”的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胜利保卫了皖南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下，新四军经过一年的奋战，使华中敌后抗战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五）
根据地的巩固，是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坚持的关键。党在领导敌后游击战争的同时，十分重视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试验区，对敌后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特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制度。此后，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和“三三制”的原则，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也开始加强政权建设，相继召开参议会，制定施政纲领，并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
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以解决战争和生活需要，是根据地建设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并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在保障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合理负担的原则。在农村，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开始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提高了他们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在工业生产方面，主要是发展食品、日用品生产，小型服装加工和军械维修。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对于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敌后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根据地还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为了便于同实际斗争相结合，1939年7月，中央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迁往晋察冀根据地，此后，随着抗战发展，抗大陆续办起14所分校，培养了10万余名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提出要尽可能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领导的军队、学校和政府的工作。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到来，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通过各方面的建设，大大巩固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直到战争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党还十分注意加强自身建设。
经过前期的大量发展党员，1939年初，全国党员人数已达50余万。但是，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新党员的数量而进行“突击运动”，导致有些党员素质参差不齐，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内。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艰巨的抗战任务面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部于10月7日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随后，各地党的组织迅速开展了巩固党的工作。
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是巩固党的中心一环。为加强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党的领导同志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著。1939年五六月间，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章，系统地阐明党员的标准、支部的基本任务和地方组织如何领导支部等问题。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说，阐述了共产党员进行革命锻炼和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参加革命实践，研究社会发展规律，遵循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毛泽东读后，写信给延安《解放》杂志编辑部，认为这个讲演，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
在巩固党的过程中，党的建设理论也有了重大突破。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强调，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把一直“进行之中”的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
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伟大的工程”的高度，表明了党对加强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伟大工程的实施，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