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９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号召群众武装起来，“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上年１２月６日，中央即曾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１月１０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进攻赣州的训令。从２月４日至３月７日，历时33天，赣州久攻不克，红军反遭重大伤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有利时机。
１月２８日 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２月中旬，张治中率领第五军到上海与第十九路军共同作战。上海和全国许多地方兴起支援淞沪抗战的群众运动。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镇压抗日运动。５月５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暂驻“若干”军队。５月６日，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反对对日屈辱协定。９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反对《淞沪停战协定》。２３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下令调第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
２月３日 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陈望道、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
２月２６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告全国民众宣言，不仅拒绝同抗日反蒋的各派进行联合，而且提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并由这个委员会召集工农兵和其他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建立民众政权的“左”倾错误纲领。
３月 湘鄂西的红三军（由红二军团改编）在襄北作战，粉碎了敌军的“清剿”计划，歼敌二个旅一个团六个营。随着斗争的胜利，红三军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
３月９日 日本扶清废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
３月中旬 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正确战略方针。然而中央局多数人坚持临时中央的主张，力主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为此，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中路军（后称东路军，即第一、五军团）和西路军（第三军团），分别作战。
是年春 刘少奇因坚持正确的工人运动的策略方针，**临时中央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被撤销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在这以前，刘少奇曾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在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他不赞成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组织赤色工会，反对不顾客观条件而硬要进行工人群众的斗争，主张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开展工人运动。
４月２０日 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漳州，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二千余支、飞机两架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并筹得大批经费。
５月２０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致苏区中央局电，批评自苏区党代会（即赣南会议）后的中央苏区工作，说苏区党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指示电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６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会议，讨论贯彻中央５月２０日指示电，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中心任务》，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
６月 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竭力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山西、河南、河北，甚至东北三省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
夏 东北地区抗日义勇军发展到三十余万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从1931年10月起，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进行武装抵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对其发生了一定影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作战，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抗日义勇军最后虽遭到失败，但为后来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打下了一定基础。
７月 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6月9日，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然后移兵“围剿”中央根据地。7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分左右两路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加上红三军在襄北作战的胜利，直接威胁武汉，所以敌人用三十多万兵力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用十多万兵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抗击，８月在七里坪给敌以重创。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两个月，歼敌近万人，但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１０月１０日，中央分局在黄安县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留下的武装重建二十五军坚持斗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导下，虽英勇反击，但终未打破敌人“围剿”，于１０月退出洪湖地区，向湘鄂川黔实行战略转移。
８月２７日－９月１５日 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二次全会。会议认为“在中国，已经有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应“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
１０月上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并讨论如何应敌的问题。毛泽东在２、３月间曾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他不赞成向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方向发展，而主张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的力量较强的赣东北方向发展。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他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粉碎敌军的大举进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朱德、王稼祥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要周恩来兼任这个职务。
１２月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4月20日《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将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当时只有第二团，团长为王世泰），在省委领导下，即着手创建以照金（耀县西北部）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翌年１１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党委举行会议，将所属部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位于陕甘两省边界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
１２月 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发表宣言，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废除非法拘禁和酷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