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在与有关李大钊的书籍中，有这样一幅照片，是1936年6月，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带着三个弟妹：李炎华、李光华、李欣华去给父母扫墓。照片不太清晰，构图也不太合适，墓前是大片树荫，而四姐弟几乎顶到照片上面边线。
据李大钊研究权威学者宋霖说，他曾问过李星华，她说当时是北京大学一位进步学生拍的，不太会拍，就拍成这样了。
两块墓碑上，“李先生墓”“李夫人墓”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来。李大钊的墓碑明显高些，“李先生墓”四个字竖排，稍微靠下，上面的留白显然是为将来再刻李大钊“身份”的预设。
与胡适的情谊
胡适在1934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过万安公墓，我们进去看李守常的坟。去年他葬时，我不曾去送。今天是第一次来凭吊。他葬后不久，他的夫人又死了，也葬于此。两坟俱无碑碣。当嘱梦麟补立一碑。”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这两块墓碑应该是胡适主动提议推动树立起来的。
胡适到北大后，很快与李大钊成为了好朋友。虽然中间两人为“问题与主义”有过一番争执，但这场争论并没影响两个人的友谊。因此，胡适在“五四”时期也被人称作过激党。
之后，两人一起掩护陈独秀南下组党；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签名赞同。1926年夏天，胡适去英国经过苏联时，写下了许多歌颂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观感，通过与蔡和森、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谈话，表明自己想组党，并“充分的承认与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与主张”。
文章寄回发表后，李大钊非常高兴，立即让人一定要请胡适回来仍从苏联经过，以便彻底把胡适争取过来。而这些文章的发表，同样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以致张作霖在北方逮捕李大钊、高仁山等人时，认为胡适也是共产党，也想抓捕胡适。李大钊被杀害时，胡适在美国领取博士学位证书。回来后，鉴于北方的形势，他没有回北大，而是留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尽管如此，他心中并没忘掉这位朋友，当《胡适文存》第三集出版时，他在扉页上郑重写上“纪念四位最近失去的朋友”，排在第一位的即是李大钊。他曾对人说，李大钊是真正有信仰的，是为主义而献身的。
北大对李大钊家人的帮助
李大钊牺牲时，除了长子李葆华已经长大成人外，其余4个姐弟都还在童年与幼年。在周作人和沈尹默等人努力下，1931年夏，李星华和李炎华回到北京复学，分别进入孔德学校初中部和小学部就读。针对李大钊家中的困境，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也敢于担当，不仅支付了李大钊的欠薪，还从那时起每月支付给赵纫兰50元作为补助。后来有人反对，蒋梦麟断然说：“要是谁能如李一样为主义而死，学校也会给他遗属钱。”
可能正是听到了这些议论，1932年6月下旬，赵纫兰致信胡适，请他对学校当局多多促进：
适之：前两个月的时候曾与寄去了一信，不知收见了没有？关于先守常北大薪水事，希望与学校当局交涉一下！看能不能增发若干元为好！本来学校每月只发五十元；且此五十元又不能照月发给，家庭本来没有进项，专靠此项度日实在不够。还有此五十元薪水不知发给若干时日？可否在时间上多延长一些？这些事都请费心给办办！因为从前与守常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祝健康。李赵纫兰鞠躬。
正是这封信，告诉了人们，北大在李大钊牺牲后每月给了赵纫兰50元的补助。根据有关物价资料，20世纪20年代前后，北京市郊5口之家，每年100大洋就可以维持生活。顾颉刚当初刚留在北大时，每月也就是50元工资。
为了进一步帮助李家，周作人去找蒋梦麟、胡适商议，请北大将李大钊留下的书籍全部买下。蒋梦麟完全同意，但又提了更好的设想，他认为光卖书卖不出多少钱，根本不顶用，不如改为老朋友们集资买下来，赠给北大图书馆：一来为守常留个纪念，二来也能多募集些钱来帮助守常遗属。
宋霖这般评价：“无论是站在当年还是今天的角度来看，蒋梦麟的建议都是最智慧、最情深义重的。”
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再次请他出面促进。此信首先说的就是这个事：
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闻书目已由守常内侄杨君抄交孟邻矣。
为李大钊夫妇墓立碑
胡适辞去中公校长回到北大后，北大校长蒋梦麟是几近凡事在听取了胡适的意见后，才能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他自己曾说，民国十九年（1930年）重回北京大学，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巨细，都就商于两位”。傅斯年曾说：“适之经师人师，士林所宗。”他在逝世前10来天的一个演讲中这样说：“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孑民，办事却比蔡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高明。”以至于蒋梦麟笑着应和道：“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今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创拍摄的《西南联大》纪录片，在第一集说到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北方教育界掀起抵抗时，其镜头就是一众教育界代表人士前往胡适家中开会研究，胡适站在门口笑吟吟地迎接各位。傅斯年后来的评价是：“彼时中央军与党部撤去久矣，适之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以抵抗之，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由此可见，胡适那时在北大以及在北方教育界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他如果肯愿意帮忙，是一定能起到相当作用的。从李大钊图书后来以这种方式捐赠北大图书馆来看，胡适没有辜负朋友的请托。
李大钊牺牲后，灵柩一直停放在浙寺。1933年，赵纫兰病重，3月底，李星华接来母亲，看到李大钊的灵柩6年不能安葬，自己又已病重，赵纫兰觉得应该再去求求北大同仁，请他们帮忙，以了自己可能的最后心愿。他拜见了胡适、蒋梦麟、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没想到蒋梦麟慨然应允。于是由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等13人发起公葬。4月22日，举行公祭，23日出殡。35天后的5月28日，赵纫兰病逝。
在考虑安葬李大钊时，蒋梦麟选择的是万安公墓。鉴于李大钊的身份，公墓经营者、曾任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的浙江人蒋彬侯不愿意。4月13日，蒋梦麟亲自出面，因是同乡同姓，又是北大校长，蒋彬侯方才答应。
赵纫兰病逝后，蒋梦麟购买墓穴时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一下买了两座，在李大钊墓穴的旁边把赵纫兰的墓穴也订了。但由于蒋彬侯不愿意，所以下葬后，虽然也请刘半农撰写了碑文，但碑并没有树立起来。
当胡适看到两个墓都没有立碑时，他心中涌起了要建议蒋梦麟把两人的碑立起来的念头。对李大钊夫妇的墓，胡适用的词是“凭吊”，对建议，胡适的用词是“嘱”。胡适参与了李大钊公葬的发起，又准备推动蒋梦麟把两人的碑立起来。这是他对李大钊后事一直持积极性的表现。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