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清曾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在战争时期驰骋疆场、战功卓著，在和平年代淡泊名利、大公无私，是一位文能提笔、武能上马的优秀领导干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被尊称为“三让”将军，毛泽东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让级别——主动申请由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
我军在战争年代没有实行等级制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建立等级制度就显得越发必要和迫切。1951年2月，中央军委颁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启动全军干部评级工作，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主抓这项工作。
评级工作复杂敏感，涉及每位干部切身利益。评级工作一开始进展顺利，不少同志发扬风格，主动提出来要求低定。然而随着评级工作深入展开，也有一些人希望高定。针对这种情况，徐立清明确指示要按评级条件办。他对总干部部的同志说：“不管是谁，咱们要按条件办，按规定办，该定什么级就定什么级。不符合条件，要求照顾的，一个也不能办。”他还说：“我是副部长，如果不把好这个关，工作还怎么去做。”
徐立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曾任兵团政委，当时又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按照评级条件应定为正兵团级，原上报军委的报告写的也是定正兵团级。但他说，现在不少人都在为定高级别托关系、找门子，我本人就不要正兵团了，定个副兵团更好些，“在待遇问题上不能总是往高处看”，主动提出申请降为副兵团级。
时任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都不同意徐立清定副兵团级。彭德怀请徐立清到他办公室面谈此事。徐立清说，我身为干部部副部长，“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副兵团也不影响我的工作，反而我会更好地做大家的工作”。彭德怀坚持徐立清定为正兵团级。第二天，徐立清又给罗荣桓写报告说，最好能把正兵团让给别人。罗荣桓不同意，之后彭德怀又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最后，在定级的报告书上，徐立清的副兵团级被改为正兵团级。
让军衔——主动申请由上将军衔降为中将军衔
1953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在军队实行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1955年2月毛泽东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明确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绝大多数干部对军衔制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也有的担心军衔评低了面子不好看，有的公开摆资格、列战功，更有的因要求未满足而闹情绪。面对复杂的评衔状况，徐立清开始考虑自己在评衔中的姿态和责任。按规定，徐立清完全符合授上将军衔条件。可他想来想去，授衔工作要符合毛泽东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思想，还是中将为好。他和妻子党秀玉商量让衔的事，党秀玉明确表态“你要中将我支持你”。于是，徐立清向罗荣桓写报告，要求低授军衔。
几天后，当徐立清看到授予上将军衔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毫不犹豫把名字改到中将名单上。罗荣桓看到名单后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对徐立清说：“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级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上将名单中。名单很快报到了中央军委，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
这时，时任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请求把大将军衔降为上将军衔，迷惘中的徐立清认为有了学习榜样，连夜与许光达交流看法。许光达鼓励他说：“一定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于是，徐立清再次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信，恳求批准低授要求，但彭德怀、罗荣桓没有批准。彭德怀还专门找徐立清当面解释原因。徐立清说：“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如果把别人减下去显然不合适，把自己减下去比较符合实际，这也是我的心愿，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后说，不简单呐，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随着授衔日期的临近，徐立清更加寝食难安。他先后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了好几封信，一再表明决心。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亲自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向周恩来汇报了有的争官争位、不顾大局的情况，认为只有自己低授了，才能理直气壮、挺直腰板去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反倒被徐立清说服了。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专门与徐立清面谈：“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你徐立清也是一面明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最后，徐立清被授予中将军衔。
让职位——主动申请找一位年轻的同志来接替
1955年7月，我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后，刚刚45岁的徐立清由于过度劳累，心脏病复发，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不得不住院治疗。罗荣桓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曾谈到徐立清的工作态度，毛泽东说，评衔工作很辛苦，管评衔工作的同志更辛苦，徐立清我是了解的，工作勤奋，没有名利思想，他的作风很值得同志们去学习嘛。
这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连文件都不能看。他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曾多次对前来看望他的同志说：“我耽误工作很长时间了，最好找一位年轻的同志来接替。”在罗荣桓到医院看望他时，徐立清再次提出找人接替自己的想法。
1956年初，一些部队干部缺额数很大，干部配备任务很重。徐立清知道情况后，几次要求出院，但医生都没有同意。同时，徐立清也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即使出院也不能参加正常工作。于是，在医院的病榻上，他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的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但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应抓紧时间治病，最后结论是“放放再说”。
徐立清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他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又直接给彭德怀、罗荣桓写信请求让位，他说：我已住院很久了，不见好转，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我思想上极感不安……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或者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这样比较适合我。彭德怀收到信，和罗荣桓商量后，要徐立清以养病为主，少考虑工作，是退是留由组织上安排确定，让位的事到此才算告一段落。